回顧自己三年來生活中的各項經歷，
從中可以發現價值的崩解與個人面臨的處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與倫理/道德有關的思考中，
我想不可忽略的一點是，
價值的判斷是進行判斷的主體與其判斷之對象間的關係，
主體進行價值判斷的範圍，
也就不可能脫離其所經驗或所能設想的範圍，
而在實際上前者對於後者又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就我自己的經驗，
自身所信仰價值的崩解，
源於經歷在生活中所經驗的對象受到不可抗力且超乎預期的置換，
這表示在生活世界中需要進行價值判斷的範圍，
至少有某一大部分與從前不再相同，
而這些規模由小而大的置換，
在生活中使自己與原來的生活中所經驗的對象逐漸疏遠，
從而一塊塊地在意識中排除這些在原來的生活中所經驗的對象，
在被賦予價值的對象消失的同時，
蘊含在與這些對象的關係中的價值也就隨之煙消雲散了；
同時取而代之的，
是時間與精神漸次地被難以忍受的要求填滿，
先是為了如何維持尊嚴的生活、
後來甚至是為了維持生存本身而耗盡心力，
這樣的狀態使我幾乎無法對當下的「現狀」進行反思與判斷。
在這個過程中，
我認為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
是面臨遽變時我所表現的軟弱與無作為，
在每一個階段中，
我幾乎總是一開始就「接受」了自己的「無能為力」而覺得「被迫」妥協，
而總是甚至退得比受不可抗力的限制之處要來得遠：
這無疑地導致整個崩解的進程加快了速度，
而其範圍也可能因此而變得更加完全，
以致於當我結束流亡生活時，
已經完全失去價值判斷的能力。
我發現藏在我的無作為背後的，
最主要的有下列這些想法：
一、反正這已經是最慘的狀況了，再怎麼樣也不會更糟的
沒有人不知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然而雖然只要稍微動一點腦筋就會發覺這種想法實在荒謬至極，
人們卻似乎很容易在突然遭受重大變故的時候拿這種藉口來自我催眠。
不過在我們通常都依循自己的經驗來思考的條件下，
在遇到經驗裡前所未有、而且根本無法想像的事件時，
直覺地認為「這一定是最糟的狀況」其實也不令人意外，
只是若沒有及時發覺這個陷阱，
很容易就會死得很難看。
二、我在意的事這麼重要，如果我不去做也會有別人去做的
通常重要的事總是會有人想到該去做，
但是通常多一個人的投入就會多一分成效；
若是助人的工作，
同樣的事情，
往往越早做起來就可以幫助越多人，
或是對於受助者有更大的助益，
若是不巧一直沒有其他人發覺到這件事的效益，
那麼自己的無所作為很可能讓某些人錯失了得到幫助的機會。
三、如果我站出來抵抗現在的處境，只會讓一切都變得更慘
這當然有可能，
在我最後的流亡生活中時常還成為不爭的事實。
(雖然我在那一段期間中似乎反而活得最富抵抗精神)
但是不應該在第一時間就預設情形必然如此，
因為實際上的情形也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如果不抵抗現在的處境，只會讓一切都變得更慘」
我們應該要試圖了解、評估當下的處境，
決定在當下的處境應該採取的對策，
才是真正盡心盡力地讓一切「不要變得更慘」。
當然，和任由現狀宰割相較，
這是一種非常大的冒險，
有可能會出現判斷失誤而產生反效果的情形，
但至少這樣的失敗令人無愧於心。
德國著名的歷史哲學家Karl Löwith於總結自己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回憶的著作
《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然後是一種普遍的軟弱心態，
這種軟弱，由於人們不斷地被迫尋求妥協，
於是擴大為一種普遍的人格特質，
最後，大家就連完全沒有必要的事也會尋求妥協：
...完全就是一派任人擺佈的氣息，
一種由於對善的荒廢而來的罪行。」
但願我還能夠從這種「對善的荒廢」中，
重新展開一個盡義務、負責任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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